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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情系中华文化
我虽然批评中华文化中的丑陋，但还是深深地爱著她，因我是喝著她的奶汁长大的。
我时常感叹，生而为近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怎么有这么多的痛苦和无奈！即便在选择信仰这个最具个人性的问题上，也要背起数千年文明的重轭，在信仰和文化的冲突之间不断地徘徊。
自从认真地接触福音以来，在我脑海中就画了个大问号：基督教与中华文化水火不容吗？福音若在中华大地生根，就必须摧毁中华文化吗？我若相信耶稣，就必须无情地斩断我那割不断的中华文化之根，并视那千千万万死去的亡灵为魔鬼的儿女吗？
这些问题把我折磨得好苦。有时我狠狠地说，若真的如此，就让我作一个异教徒吧。我情愿带著永恒的诅咒，与那消逝了的过去一起消逝，也不愿意一个人独自在中华文化的废墟上欢庆永生。
也许是出于儿不嫌母丑的原因，我虽然也批评中华文化中的丑陋，但还是深深地爱著她，因我是喝著她的奶汁长大的。我乃一介书生，不敢忘本。我承认，这里面包含了文化视野的狭隘对我的限制，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华文化那广大深奥的魅力，使我无法抗拒。长江黄河、孔孟老庄、唐诗宋词中是一个“ 至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的精神天地。在其中看到的不是耻辱，而是荣耀。对中华文化在近代的衰落，孔孟之道影响的江河日下，我感到悲哀困惑，但更为那些连中国人都不愿作的中国人而困惑悲哀。虽如此，面对长江时，我没有悲叹“ 无边落木萧萧下” ，更不信这一江春水，会向西流！在迷茫的时刻，我没有诅咒自己的黄皮肤、黑头发，却不由自主地暗暗祈祷：苍天哪，若你不灭中国，中华文化怎能死！大地啊，若你容炎黄子孙有繁衍滋生之地，华夏文明必新生。
不可否认，在我的困惑和悲哀中，有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作祟，它用利齿不时地把我的心咬伤。但这似乎不是主要原因。生而为炎黄子孙，我属于这个受尽列强凌辱迫害的被压迫民族，属于这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传统，对于中华的兴亡盛衰，我不可能无动于衷。
由于这个原因，我与一些华人基督徒交流信仰时，感到话不投机。在中华文化存亡续绝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彼此之间缺乏共同语言，感情上难以产生共鸣。我不明白，既然上帝使他们生而为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英国人，他们怎能不关心他们的亿万骨肉同胞的命运，那正是最需要得到他们帮助的邻居啊！
普通基督徒对中华兴衰的冷漠，我还能忍受，但对某些华人牧师及神学生肆意贬低中华文化，则感到难以容忍。他们对中华文化很少有同情的了解和深入的认知，这种无知不是不可原谅。但当他们无视自己的无知而夸夸其谈时，除了悲哀和厌恶之外，我还能感到什么！他们怎能变成这样呢？我想，也许因为他们接受西方神学的教育，接受得太彻底了，使他们的学问，及其思考神学问题的思维模式，都彻底地西化了。
最令我失望和愤慨的是：某些华人神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完全抛开时间与历史的因素，把两千多年前的孔孟老庄，与近几百年来传入中华的福音比来比去，把孔孟老庄批得一文不值。好像若不拆毁中华文化之殿宇，中国人就不能登入基督教之堂室。这些发现不只使我与基督教的心理距离加长加宽了，更加深了我对基督教的敌意和仇恨。我愈发相信，基督教与中华文化势不两立。它们之间存在的紧张、对立和冲突的关系，只能导致此消彼长，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
为了认识真理，我必须重新认识福音与中华文化。
粗略地阅读了一些有关基督教信仰的书籍之后，我不得不承认：基督教的基本神学观念与中华文化的某些观念之间，确实存在著明显的对立和冲突。
最尖锐的冲突是人性的善恶，以及“ 神救” 还是“ 自救” (注1)。我欣赏儒家的观念：人之初，性本善。人皆有善性，它是人之为人的基石，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据，是孺子可教的心性基础。但基督教的教义是：人之初，性本恶。人有原罪，人性全然败坏。
我相信人能自己拯救自己，如孔子所言：“ 为仁由己” 。只要人自觉到他心中固有的善性，由仁义之正道而行，求仁知义于日常生命活动之中，那么，即使他一个大字不识，也可以依靠自己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仁人志士，正人君子。但基督教宣扬人无法自我救赎，所以，人必须无条件地信靠耶稣，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由他来作生命的主。不通过耶稣，人不可能认识上帝，也不可能得到永生。
我同意许多基督徒的看法：在道德上人往往知道应如何行，但行不出来。但我认为对此要加以补充，即人有时知道应当如何行，并且，也如此行了。人真的能救自己吗？人真的对自己完全无能为力吗？
我很难理解因信称义的教义。我非常吃惊地看到：在当代西方基督教中，信仰与道德分裂得愈来愈厉害了，以至于我有时不得不怀疑：我看到的是基督徒吗？他的信仰和道德生命有联系吗？他们怎能生命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却自信自己已因信而称义了。我把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为基督教只强调因信称义的教义的结果，并认为中国贤哲所信守的“ 知行合一” 观念，反而能更好地表达：信仰道德与生命活动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孔子云：“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论语·雍也）孟子云：“ 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离娄）周子云：“ 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 （通书）这些慧语都表明：在中国哲人看来，生命之大道，应得之于心、验之以情、见之于行、成之以事业、现之于生命。至情至性之人，必将真理与生命打成一片，以一己之生命，证生命大道之为真、之为实。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不能不受到儒家“ 中和” 观念的影响。我接受孔子所提出的“ 过犹不及” （论语·先进）的标准，以为君子理应“ 和而不同” 。（论语·子路）〈中庸〉说：“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我认为这是对“ 中和” 观念所作的最好界说，人应当不陷于偏执，有节有度。正是在“ 中和” 、“ 和谐” 观念的影响下，中华民族才形成了尚和谐、宽容，不走极端、对抗的民族特性。
基于这样的精神背景，我认为，基督教这个历史上最强大、最持久的分裂性宗教，过于尚分别、执对抗、走极端、攻异己。看看某些基督徒对非基督徒的绝对排斥，看看基督教内不同派别之间的相互攻击，这种非此即彼，有我没你的思维方式，令中国人讨厌。因此，当我读到诚静怡在第一届世界宣教大会上（1910年）说：“ 中国人对宗派主义没有兴趣” 时(注2)，我感到我与这位中国基督徒的感受是相通的。
有的中国神学家把“ 天人合一” 这中华文化的最高境界，贬得一文不值，这深深地刺伤了我的心。我一直非常欣赏孟子的名言：“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也，则知天矣。” （尽心）也为〈中庸〉的“ 合外内之道” 而激动不已，“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在〈易传〉中，大人者的赤子之心，令我肃然起敬，“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周易·文言）闻张载的凌云壮志：“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我顿生“ 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孟子·万章）的感觉。
我真想当面问问那些神学家，在福音还没有传到中华的漫漫岁月中，我们的往圣先贤执著地追求“ 天人合一” 的精神境界，不正是渴望通过仰望太空和反省自己的天良，来体认上帝那永恒的大能和神性吗？在福音没有临到中华的情况下，如果中华儿女连上天和天良也不敬畏，那么，他们岂不是可以任意妄为了吗？
反覆思量后我得出结论：不能抹杀福音与中华文化的不同，但也不能夸大它们。为了认识真理，我必须重新认识福音与中华文化。
回首历史的辉煌，我高扬人为万物之灵；面对现实的悲哀，则把罪过都推到上帝的头上！
渐渐地我自省到，我之所以对于基督教与中华文化的分别过于敏感，除了理论上的原因外，我内心深处那种受到了伤害的民族感情，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回首灿烂迷人的中华文化，我不得不惊叹；壮哉！伟哉！但面对中华民族近几百年来，横遭列强欺压的辛酸史，我对上帝则愤愤不平。我认为，即使上帝存在，他也太不公道了。他帮助西方国家繁荣、进步、富强，却任由中国贫穷、落后、挨打。
但我的理性却反驳我，说这不可能是真的。若上帝存在，他一定是公义的，他不可能偏心任何一个国家，更不会与扩张殖民的列强站在一起。列强的强盛，不是单一的因素造成的。它侵略中国，也不会是为了传播基督信仰。而中国的贫弱，也非一日而成，一因所至。但中华民族优良精神的衰落，必是一个重要原因。林肯在美国内战时所说的一句话对我启发很大，他说，不是上帝站在哪一边，而是我们是否站在上帝一边。(注3)我想，若是按照这个原则推论，那么，不是上帝对西方世界偏心，而是我们中国人的生活轨道偏离了以上帝为中心。
上帝到底公道不公道呢？为了回答这问题，我让自己的眼界扩展到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而不是仅仅盯著这两三百年来的伤心史。我反覆思量，当我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而自豪时，为什么我看到了文武周公、孔孟老庄；看到了秦砖汉瓦、唐诗宋词；也看到了大汉的烽火、大清的版图，为什么我竟丝毫看不见上帝对中华民族的恩典呢？回首历史的辉煌，我高扬人为万物之灵；面对现实的悲哀，则把罪过都推到上帝的头上！这哪里是健全的心态！
我既想把上帝挤出中华历史，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英雄豪杰占据历史舞台的中心；又要把耶稣拉来，要他为中国的贫穷落后受压迫的历史负责。人怎可如此忘恩负义，却又强词夺理！
但我为自己辩护说，并不只是我想否定上帝在中华历史中的作为啊，许多虔诚的中国基督徒和神学家，也完全不承认中华那灿烂而悲凉的过去，一直在上帝的掌握之中呀。他们步某些西方人的后尘，把华夏文明归结为异教的文明，把中华文化贬为异教文化，他们甚至把偌大个中国比拟为魔鬼撒但的势力！这种观点，不仅使他们自绝于祖宗，也使有良知有民族自尊心的炎黄子孙，蒙受了莫大的耻辱。
看到他们的言论，我的困惑更加深了。我疑问：若那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完全不在上帝的掌握之中，那么，上帝怎么会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若那金碧辉煌的华夏文明，不是源自上帝之光的折射，它的光源在哪里？圣经又怎能称上帝是光，是带来一切光明的光？若中华文明中那无比瑰丽的仙葩异草，不承受上帝的雨露的滋润也依旧能争芳斗艳、含英吐翠，那么，上帝怎么可能是美好的本身？
上帝若爱我们中国人，他岂会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就对我们置之不理？
有一天，我突然认识到了我的荒唐：我怎么竟能赞美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民族智慧勤劳，但却又怨恨上帝对中华薄情寡义，置之不理呢？不对！上帝对中华并没有置之不理！他一直在无微不至地关心中华，眷顾中华，保守中华，导引中华。是上帝保守古老的中华文化，像长江流水，奔流至今；是上帝眷顾古老的中华民族，使之由小到大，由分散到积聚，如长城巍峨屹立。
诉说上帝一直眷顾中华，这岂非疑人呓语？只是到了十九世纪，中国人才有了第一部汉译圣经，如此这般，怎能说上帝也爱中华儿女？
但是，我又想，上帝若爱我们中国人，他岂会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就对我们置之不理？岂会因我们不回应他的爱，就对我们寡情少爱？断不会如此！上帝就是爱，他的爱是圣洁的，无私的。他为了拯救世人而让自己的独生子死在十字架上，他对世人的爱在此就显明了。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不仅是为西方人死的，也是为东方人，为中国人而死的。他是为爱天下人而死的。只是耶稣的死，曾经并继续震撼了千千万万西方人的心灵，而愚顽像我这样的中国人，却至今仍然拒绝耶稣的爱，反而诬蔑说神不爱我们。
孔子吸引我的最大魅力在于：他虽五十而知天命，但始终敬畏上天。
那么，我是怎样看到了上帝对中国人的爱呢？我认为，上帝把孔子赐给中华，又赐光给孔子，使他能为中华文化奠定了基础。这就是上帝爱中华的明证了。
我这是不是在歪曲历史，使之为基督教服务呢？我问自己。我认为不是。不是我歪曲了孔子的思想，而是今人还在践踏孔子那颗敬畏上天的灵魂。
孔子“ 五十知天命” （论语·为政）。虽然他很少谈论到天，但在他的思想中，天却是最高范畴。据有的学者统计，“ 天” 在〈论语〉中出现虽然仅十八次，但这十八次却异常重要。因它每次都和意志、行动、情感有联系。(注4)
孔子认为，天有智慧，他说：“ 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宪问）在他看来，天能知道人、了解人。人的最高学问，就在于知天、顺天。
孔子认为，天有意志。孔子自信“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子罕）在孔子心目中，人的生死存亡，是由天决定的！
孔子还认为，天能够赋予人以德性，“ 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 （述而）我若漠视孔子所敬畏的上天，怎可能体会到他阐发的圣人之道呢！
面对那高高在上的天，孔子为什么不得不畏？为什么他谆谆地告诫人们：“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季氏）那是什么样的畏呢？朱子描述说，那是“ 知其可畏，则其戒谨恐惧，自有不能已者！” （四书集注）我体会到，这种性质的畏，不只是一种情感，更首先是一种态度，一种意志上的降服。
孔子所畏的上天是什么？我试图理解这个关键的问题。那个风雷云电的青天，何需畏之。即使它置孔子于死地，也不过是毁灭他的肉体罢了。大勇大慧的孔子，怎可能让此苍天夺去他的独立意志？怎会向这自然之天，向空气祈祷？
我真想知道，当孔子仰望太空时，他感觉到了什么？那个有德性、有感情、有智慧的天，是怎样地震撼了他伟大的心灵？他又是怎样敏锐地感受并谦卑地顺从了这无言之天？
孔子说：“ 朝闻道，夕死可矣。” （里仁）千古之后，我还是深深地感受到了他的悲苍。他体验到了“ 三尺之上有神明” ，他感受到了上天对他的护佑，但他没有看到那有位格的天，他没有听到那自太初就有的“ 道” ，就是那“ 圣言” 直接向他说话。(注5)
但孔子不愧为万世师表，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所以，他罕言天，只是默默地承受上天赋予他的崇高使命。他返归人心，思量它的秘密。他看到了，那人人本当拥有的仁心，是使人不至于坠为禽兽的最后防线。而这仁心哪，正如孟子所论，它联系著天，“ 尽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也，则知天矣” ！
但是，实现仁于人的生命中是何等的难哪！孔子弟子三千中，最得意的门生是颜回，但以颜回之贤，也不过“ 其心三月不违仁” （论语·雍也）罢了。因此，孔子也罕言仁，不是仁不好，不是不当行仁，也不是没有人力行仁，只是仁的境界太难达到了。
读过《圣经》后再读〈论语〉，我发现，孔子吸引我的最大魅力在于：他虽五十而知天命，但始终敬畏上天。(注5)上天要他作什么，他一旦感受到了，就谦卑地服从了。
我认为，宏大中华文化，这就是孔子感受到的上天降于他的大任。他一生将此大任担在肩上，不畏任重道远。他体认到，虽然文王死了，但上天并不愿中华沦丧，天将承继并光大仁道的重任托付于他，即使在他遭受迫害时也不抛弃他，反而始终护佑著他。所以，孔子不怨、不悔、不倦、不屈、不挠、乐天而安命。尽� 芪以诖耸烙涝兑参薹ㄖ溃鬃邮窃跹惺艿健� 知我者其天乎” 、“ 天之未丧斯文也” 、“ 天生德于予” ，但是，我并不由此而怀疑孔子的诚实。我了解，人生有许多秘密，历史亦如此。
孔子完成了他的天命。中华文化的历史证明，他对天的信任，是完全正确的。这“ 天” ，也值得我们中华儿女信赖、赞美、感恩！
上帝的话并没临到孔子，孔子怎能清楚地认识上帝呢？上帝并没有命令孔子作他的代言人，孔子怎敢冒充上帝的代言人呢？
我知道，也许我的观点是错误的，因某些基督徒常把孔子同以色列的先知，甚至同耶稣相比较，批评孔子不知上帝。.注6)对这论调我不敢苟同。因他们的看法隐含了一个前提，即人可以认识上帝。
这怎么可能呢？即使人类中最有智慧的人，也不可能依靠自己而认识上帝。若哪一个人能作到这一点，他岂不是像上帝一样无所不知。我在圣经中读到，是上帝的话先临到以色列的先知，然后，他们才对上帝有所认识，并接受他的命令，作他的代言人。上帝的话并没临到孔子，孔子怎能清楚地认识上帝呢？上帝并没有命令孔子作他的代言人，孔子怎敢冒充上帝的代言人呢？
上帝的话于何时、何地，临到何人，这出自上帝的计画和主权。上帝让人们认识他多少，人们才有可能认识他多少；上帝让人们何时开始直接认识他，人们才能于此时开始直接认识他。这不是上帝的武断，而是他有他的计画。这计画本不是人能猜透的。
为什么直到近几百年，上帝才让中华儿女开始直接听到了福音，这曾令我很是不解。但我是何人，怎能猜透上帝的计画！现在，我的心已经不再为这苦恼了，因它已得到了满足。它看到了上帝的慈爱，在那漫长的岁月中，上帝把众多的圣贤赐给了中华，保守中华民族延续到今天。对此，我感恩不尽。
我感谢上帝对中华的恩典，感谢上帝让我在中国历史中，看到了他对中华的看护，看到了他是人类历史的主宰。是圣经使我明白了：某些基督徒之所以没有看到，上帝在几千年中华历史中的作为，是因为他们把上帝看成了一个形而上的概念，是一堆抽象的属性的总和，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掌管人类历史的上帝。
不错，他们在理论上也承认上帝主宰历史。但是，他们所谓的历史，往往只是圣经中记载的以色列的历史；扩大一点，也不过是耶稣之后西方民族的历史。如此这般的上帝，不过像中国民间神话中的地方神一样，仅仅管辖某一个区域，一个地段！
不！这不是圣经中所显示给世人，无所不在的三一真神。上帝无所不在，所以，他不仅仅主宰著以色列和西方，也主宰著中华，他主宰著天下；他不是主宰著人类历史的某一段时间，而是主宰历史的始终；他不仅仅用我们在圣经中知道的方式主宰著历史，而且还用许多我们不了解的奇妙无比并且变化万千的方式主宰著历史。
对此，我只能发出由衷的赞叹和感恩！
妨碍人实现其善的可能性的，首先起于人内在具有的心性的恶。
通过阅读圣经和一些神学论著，使我开始能以新的视野观察分析中华文化。
我敢于正视孟子的性善论了。孟子论人性之善主要是从“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立论的。他说：“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公孙丑）人心皆有这“ 四端” ，如果人能够扩充它，可以保四海，不能扩充它，连对父母也不能尽孝。
问题是“ 不忍人之心” ，并不像人有身体一样一目了然。人的身体，到了一定的阶段，自然而然地发育成熟；但“ 四端” 的实现，则有待于人主动地、有意识地扩大它，充实它，使之变为现实。所以，“ 四端” 只是为善的可能性，而不是为善的必然性；只是成为仁人的可能性，而不是成为仁人的必然性。“ 四端” 只能说明人性之谓人性，应当而且必然要表现为善性。进一步说，人通过教育，是有可能成长为良善的。但它不能证明人性本来就是良善的。
孟子性善论的这个根本矛盾━━以人性可能为善，来论证人性本来就是善的，其实我早就知道了，(注7)但我不想正视它。我忧虑，若人性本身没有善的基础，那么，人就连“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几希” （孟子·离娄）也谈不上了。
在《圣经》中，我发现了解决孟子思想矛盾的亮光。〈创世记〉第一章说，上帝看著他自己每一个阶段的创造都是好的，但直到上帝完成了照著他的形像造人之后，他才“ 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由此可见，无论从逻辑的起点，还是历史的起点，“ 人之初，性本善” 。
但是，在〈创世记〉第三章，情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人类的始祖背弃了上帝与他们所立的圣约，偷吃了上帝禁止他们吃的禁果。于是，上帝创造人时所赐给人的神的形像被人损坏了，人由完美的人，变成了不完美的人；由顺从的人，变成了叛逆的人。罪进入了人的生命，人的本善之性被罪严重地污染了。(注8)
于是，人心就变得极其黑暗。他有耳，听不见上帝的呼声；有心，不明白上帝向他显明的事情。虽如此，但上帝的话毕竟是人可以听到的。对上帝应有的知识，人可以清楚地领悟。我认为，这就是上帝置放在人心中的善端，它使人与动物相区别。并使人能回心转意，回应上帝的召唤，归向上帝，相信上帝。在全心信靠上帝中，使自己的生命逐渐地恢复上帝创造人时，所赐给人的神的形像。
由此我明白了，妨碍人实现其善的可能性的，首先起于人内在具有的心性的恶。这恶不仅是指人作了什么错事，更是指人的存在其本身即是一个有缺陷的存在，并且，是在一个有缺陷的世界中存在。我进而发现，在中华文化中，也有与“ 人皆有罪” 相类似的观念，即人皆有“ 过” 。这不仅指“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也指圣人亦有过。区别只在于：圣人有过，“ 过则改之” ；小人有过，“ 过则顺之” 。（孟子·公孙丑）
何以为“ 过” ？“ 过” 相对于“ 中” 而言，是对中的偏离。“ 中” 是作人行事的标准，达不到中，是“ 不及” ；超过了中，是“ 过” 。二者性质相同，“ 过犹不及” （论语·先进），都是“ 不中” ，偏离了正道。
在这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到处都鼓吹一切皆依不同的民族、文化、时代为转移。中华先贤所高扬的不偏、不倚、不变的中道，还有容身之地吗？
圣经使我相信：有上帝在，才能有绝对的标准，才能有中道。上帝为人立下了万古不变的律法，它就是恒古不移不变的“ 中” ，偏离了这律法，就是“ 过” ，达不到这标准，就是“ 不及” 。没有人能守全律法，所以，人总是在“ 过” 与“ 不及” 之间晃来晃去。
人由循仁心而行的是求仁，成为仁人志士；由皈依基督而得的是救赎，成为神的儿女。
当我反覆思考基督的福音时，我抛弃了自己以前把神救与自救简单地对立起来的谬误，走出了“ 为仁由己” 的迷宫。我把神救与自救首先放在历史中，而不是抽象地来考查。我问自己，当上帝没有向中国人直接地展现他自己时，当耶稣“ 跟随我” 的呼唤在神洲大地还没有响起时，人当依何而行？他们除了听良心（“ 仁心” ，“ 良知” ）的指导，还能听什么呢？人由仁心而行，岂不是理之所至，势之必然！
我更认识到，是上帝把仁心置入了人心。(注9)上帝既这样作，必有他的美意。我以为，这美意就是：上帝要人们，在没有接触到福音时，生活能有所遵循；听到福音时，心灵能有所回应。
从理论分析的角度来看，神救与自救谈的完全是不同的问题。人由循仁心而行的是求仁，成为仁人志士；而由皈依基督所得到的是救赎，成为神的儿女。为仁与得救，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境界。(注10)为仁不涵括救赎但仍需救赎，而救赎则包涵为仁于自身并要求生命圣洁。为仁出于人的努力，救赎源自天父的恩典。
成仁也不是孔子所求的最高境界。成仁之上，更有“ 成圣” 。成圣的标准是“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论语·雍也）在孔子看来，成仁已是难乎其难的了，连颜回也不过是“ 其心三月不违仁” 而已。而成圣简直就好像难于上青天了。孔子终生无法成圣。连孔子最推崇的尧舜，距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亦有相当距离（论语·雍也）。所以，为仁由己可以说是人的美好愿望，但它所悬的目标太高了，人缺乏能力和机会实现它。
我更认识到，我放弃自己而让基督在我生命中作主，完全地信任他依靠他，这绝不是要我什么也不作，一切由基督自己亲自来作。而是要我一切依基督的意旨去作，通过我的工作，完成基督要我作的工。
既然上帝在天地间创造了独一的我，没有一个人与我相同。那么，在这赐给我的独特生命中，必蕴有上帝的特殊旨意。所以，我唯有依靠耶稣并把他赐给我的一切，发挥到最大限度，才能实现上帝在我这独特的生命中的独特意旨。我想：这，就是上帝要我与他同行的目的所在。
信仰和生命是合一的。
在深入探索福音的过程中我看到，唯有耶稣的福音才会使尚和谐宽容的中国人，进入新的精神境界。这就是：和谐不止于人与人和谐，天人协调，首先和最重要的是，人与上帝和好。唯有如此，和谐才有根基。上帝藉著耶稣基督使世人有可能与他和好，因此，唯有与耶稣基督合一，才能与上帝和好。
两千年来基督教在西方的发展以及向世界的传播，使人们常常很难辨别清楚：什么是耶稣宣示的基督信仰单纯的基本理念，什么是根据这些理念发展出来的西方基督教神学和文化。若福音传到神州，就是使中华民族的优良精神特性发生断裂，变得像西方一样，那圣灵为什么启示保罗，说上帝藉著基督“ 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著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 （西一20）
审视西方教会分裂的历史，我真诚地希望中华的基督教会和基督徒，能认真地汲取西方教会分裂的教训，以谦卑的心接受耶稣基督的命令：在圣灵中合一，在一主一信一洗的原则下合一，在爱中合一。凡是人，就不可能在认识上帝的一切真理上完全一致。所以，承认自己在灵性上的贫乏，不以自己的一己之见为绝对真理，不自视只有自己走在光明中，并进而分裂基督的教会，这是在圣灵中合一的重要前提条件。而不断地分裂基督的肢体，这正是敌基督者所盼望的。
我还看到了“ 知行合一” 的真正渊源，人的道德践履，始于人心的一思一念。但这一思一念唯有同上帝创造人时，所赋予人的上帝形像联系起来，以敬畏之心面对上帝，以基督之心为心，才会具有超越人自身的终极意义。
耶稣告诉基督徒要信靠上帝。人的知只有同对基督的信联系起来，才能真正知道天理人道。而对基督的信仰只有“ 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 ，它才是真实的有生命力、有感染力的信仰。(注11)真信仰必能导致生命的转变，见之于新生命，在爱心和信心中日新日日新。
我愿意套用知行合一的模式，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帮助自己理解信仰与生命的内在关系，这就是“ 信生合一” ，即信仰和生命是合一的。在圣经中，耶稣宣称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把这三者放在一起讲，是大有深意的。我以为这深意就在于：它们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只有通过耶稣，我们才能到上帝那里去，所以这道路是真理之路，生命之路。耶稣所传讲的真理，不是形而上的抽象真理，而是生命的真理，是生命必须遵守的真理。而耶稣所赐给的生命，则是真理进入其中的生命，是展现真理的光辉的生命。道路、真理、生命是合一的。
所以，我相信，信仰始于人生命的转变，这转变起自思念的更新，去回应耶稣已完成的救恩，引导人从心灵深处发出祈祷。这祈祷使人得到了耶稣所赐给人的新生命，这新生命表现为：在信心和爱心的激励下产生新德行；在服事他人中与他人建立新关系；在敬拜基督，跟随基督中与基督同在。
三一真神就是天。
圣经给我的最美好的启示，就是让我看到了那位有位格的天，三而一的真神。在这科学昌明的时代，唯有三位一体的真神，才是成全中华文化的精华━━天人合一观念的唯一希望。我有时感到很可悲，即使那些真心热爱中华文化的人们，也往往和我一样，都已远离了传统的真谛。生活在二十世纪，我们所见、所闻、所思、所论的“ 天” ，是一团用望远镜来观测的浩瀚星云，它再也不是孔孟等古圣贤所景仰的那有德、有意、有情的德性之天了。而坚信这一德性之天的存在，正是往圣坚信天人合一的基石。粉碎了这一基石，天人合一就成了哲人虚幻出的理念，狂人的呓语！
但天人合一不是玄妙的理想，不是抽象的观念，不是神秘的内心体验，更不是与人的
生命活动分离的教条。那是孔孟他们活生生的生命经历、感受，和体认。
我认识到：三一真神就是天。他使天人合一成为实在的可能。(注12)它再也不是圣贤之士苦苦追求而又时而感到虚无飘渺的内心体验。从人出发去追求，其最好的结局也只能如此。而众多的凡夫，则常常连这点感觉也茫然不觉，只好在烧香、拜佛、拜仙、拜鬼神、拜祖宗、拜玉皇大帝、拜观音菩萨、拜土地爷、拜狐狸大仙中，来求得安慰。
思想上一旦豁然开朗后，我有说不尽的感慨。多年来，我一直力求承继以孔孟为代表的文化使命。今日方觉，我早已远离了他们的内在生命。我只见到风云变幻的自然之天，而把“ 德性之天” 化为哲学的义理。我欣赏天人合一，但只是把它当做一个深刻美丽的观念来欣赏。这样一个主观的观念当然无法改变我的生命。它变成了我生命的点缀，变成了我显示思想深刻的言辞，变成了我写书教书的谋生手段。
我是何等的有福哦！我生活在二十世纪。我来到了信仰自由的国家。我看见了中国古圣贤一直渴望亲眼看见，而至终没见到的“ 德性之天” ，他就是上帝之子━━拿撒勒人耶稣。
我是何等的有福哦！我的救主拯救了我，使我的心尊我主为大，使我的灵在我主的怀抱中获得安宁，使我的口能说出“ 赞美主，感谢主” 。主啊！我感谢你，感谢你保守中华这古老的民族，这古老的文化存活到如今。
主啊！我切切地向你祈祷。求你继续赐福中华民族、中华文化。让你的福音使这伟大的文化新生，在这新生的沃土上，产生出像奥古斯丁、圣托马斯这样伟大的中华基督教思想家，产生出像马丁路德、达尔文这样伟大的中华基督教改革家，产生出千千万万的“ 基督徒君子” ，(注13)带领中华儿女归主。带领中华儿女早日归主。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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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蔡仁厚，周联华和梁燕城合著的《会通与转化》一书中，对此有详细的讨论，1985年，宇宙光出版社。
2·转引自魏外扬著，《他们写过历史》，第84页，宇宙光出版社，1993年。
3·转引自《探索者的脚 》林冶平编选，第154页，宇宙光出版社，1980年。
4·秦家懿、孔汉思合著，《中国宗教与基督教》，第95页，香港三联书店，1989年。
5·孔汉思指出：“ 孔子的宗教视野是‘天’” 同上引，第94页。
6·参章力生著，《人文主义批判》第二章第一节“ 儒教的本质” ，1968年，宣道书局。
7·张岱年著，《张岱年学术论著自选集》，第448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8·周联华在《会通与转化》中亦指出这一点，第80页。
9·尼布尔认为：“ 人性虽包含著理性才能，却也有超理性的才能。” 转引自《尼布尔的政治思想》，第42页，黄德昭著，使者出版社，1988年。
10·梁燕城在《会通与转化》中提出：境界概念，可以开出中国哲学与神学会通的一些通路，第216～220页。
11·谢扶雅指出：“ 西方人每欲以‘知’明‘信’，中国人则愿以‘行’体‘信’” ，《基督教与中国思想》，第60页，基督教文艺出版社，第1990年。
12·谢扶雅认为，“ 基督教的灵交才是深刻的真正天人合一，而非仅仅是中国式相互对待的天人合一” 。同上引，第66页。
13·谢扶雅提出了“ 基督徒君子” 这一概念。见《谢扶雅晚年基督教思想论集》，第70页，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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